一萬三千多年前的山東人如何生活？

近日

(資料圖)

記者從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獲悉

考古人員在淄博市臨淄區趙家徐姚村西

發現了一處距今大約1.3萬年的

舊新石器時代過渡階段的人類遺址

出土了包括200多件早期陶片在內的

1000余件早期人類遺物

遺址所在位置航拍遠景圖

趙家徐姚遺址

也許能夠揭開先民們神秘生活的一角

趙家徐姚遺址的發現

填補了山東地區

史前人類遺存發現的空白

也為我們描繪出一幅

遠古時期先民的生活畫卷

不少網友也被這一消息驚呆了——

1300多座戰國墓背后的秘密

趙家徐姚遺址的發現，本身就帶著傳奇色彩：淄博是齊國故都，自古就物產豐饒，歷史文化濃厚。

在淄博市臨淄區齊國故城附近，有1300余座漢代墓葬。2021年的11月份，考古人員在進行漢代墓葬群的清理時，發現墓壁剖面出現了數層紅色的燒土。

“這些漢代墓葬深度普遍 6—10 米，按照墓葬的埋藏深度，不應該出現紅色的燒土。”作為項目的負責人，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趙益超敏銳地察覺到這些紅燒土不一般，“這是燃燒導致的。根據層位關系，年代早于后李（8000年）。”

雖然感覺到這片紅燒土不一般，但是考古人員也沒有明確的證據，能夠證明這是人為的火燒痕跡。萬年的文明更迭，早已經是滄海桑田。這片神秘的紅燒土，很有可能是人類文明的遺存，但也有可能是大自然開的一個小小玩笑——在漢代墓葬考古發掘任務已經基本結束的前提下，繼續在這片田野進行考古開拓，有可能最終發現是自然火燒，這也就意味著耗費人力物力，毫無收獲。

遺物分布狀況及用火遺跡

已經是11月底，寒冷開始降臨，霜凍后的大地將為考古工作的難度再加籌碼。是繼續在這片田野上研究下去，還是將本年度的漢代墓葬圓滿結題？反復的思量中，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毅然決定，繼續挖掘！不放棄任何人類文明起源的線索。

如果在這片墓葬中真的掩蓋了一個文明的痕跡，那對山東的考古研究乃至全國的考古研究都是一個損失。

什么情況下會出現大面積的紅燒土？

民族學研究表明，狩獵者、采集者和農耕者將火用作工具對周圍環境進行改造實現景觀管理目標的行為較為普遍。

趙益超（中）和同事們在進行考古工作

“舉個例子，通過火燒來驅趕獲得獵物；因為一些猛獸怕火，因此火燒也可以減少獲取獵物時的阻礙和危險；燒荒以用于刀耕火種，或者減少特定植物的資源競爭以獲取特定植物資源等等。”趙益超解釋，在原始人力不足的條件下，借助火燒的力量改善自然條件，是先民們一種常用的做法，而這種做法，也正是我們從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的過渡的重要標志，這意味著農業文明的興起。”

1000余件早期人類遺物

決定性的證據出現在2022年4月份。

隨著挖掘的深入，在這片面積約400平方米的遺址中，大量的人類遺存被發現。出土了包括200余件早期陶片在內的1000余件早期人類遺物。出土遺物以動物骨骼、陶片、陶塑為主，還有少量的石制品和蚌殼制品。這是中國北方地區出土陶片年代最早的遺址之一，也是整個東亞地區出土早期陶片數量最多的遺址之一，對早期陶器起源研究有重要價值，是中國史前考古研究的重要突破。

趙家徐姚遺址出土可復原陶器標本

“這些人類遺存的發現，充分說明當時這里是人類活動的重要區域，有可能是狩獵場或者采集農業果實的場地。”趙益超告訴記者。

根據考古研究，此次出土的動物骨骼及陶片的時間均為 1.3 萬年左右。這是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的過渡的關鍵時期。是人類發展史上滄海桑田般的巨變，也一直是中國史前考古學的重要課題之一。目前對這一課題的探索仍在不懈的探索之中。正是從那時起，我們的祖先離開寒冷的“冰河時代”，沐浴在全新時代溫暖的陽光之下，逐漸學會了燒制陶器、磨制石器、馴化作物和定居村落，開辟了人類從攫取性經濟到生產性經濟轉變的新紀元。

遺址的時間確定，也就意味著此次考古研究的發現，為認識中國北方地區尤其是山東地區舊新石器過渡這一重大的歷史變革提供了關鍵證據，為理解中華文化的淵源提供了重要材料，為研究一萬年人類文明起源史提供了標本。

狩獵、采集，為生計奔波的先民生活

一萬三千年多前

齊魯大地的先民們過著怎樣的生活？

“出土的陶片質地均勻、器型規整，胎土摻雜著植物莖稈，屬于典型的夾炭陶工藝，說明當時的制陶工藝已經相對成熟，這也是迄今山東發現的年代最早的陶器。”趙益超說，這些陶片說明當時的制陶工藝成熟，整體厚度較薄，厚度基本為 0.7 厘米左右，質地均勻，器型規整，不僅如此，個別陶片見有穿孔痕跡，有可能是使陶器更加便于攜帶或者存放。

記者了解到，這種先進的制陶工藝，和與其他早期遺址出土的夾砂陶形成鮮明對比，反應出當時人類社會的文明化進程遠比此前認知的程度更高，這里有可能存在更為原始的陶器起源階段。

有意思的是，遺址所在地的淄博市，目前依然是國內瓷器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

此外，遺址內還出土了大量動物骨骼，其中以環頸雉等鳥類和鹿類為主。“一些鹿類和鳥類的骨骼表面存在切割等痕跡，說明古人類的肉食消費以鳥類和鹿類為主。”趙益超說。

陶器的普遍應用，意味著人口的流動性降低，人們更傾向于安居的穩定生活——有先進的工具，能夠捕獵動物，還可以通過火來提高生產力，這是不是就意味著一萬三千多年前的先民們，過著相對穩定富足的生活？

趙家徐姚遺址出土動物骨骼

“通過對火塘的研究，火塘的利用強度、頻率、程度不夠。且遺址內沒有其他生活遺跡分布，生產、生活工具也較少。這說明遺址性質為臨時性活動營地。”趙益超解釋，此次發現的遺址，很有可能是先民們臨時性活動的場所，此外，遺址內陶器、骨骼破碎嚴重，其他生產生活類以及工具類遺物較少，說明遺址的廢棄程度較高，屬于徹底的廢棄。

趙益超在進行考古工作

“這種徹底的廢棄代表的可能是流動性較強的生活方式，可能不穩定的地貌背景及當時環境相關。遺址內出土動物骨骼年齡整體較小，陶器經過修補，也說明人們對生活資源的利用程度較高，可能面臨較大的生業壓力。”在趙益超看來，種種研究跡象都表明，先民們的面臨著食物不足、生存工具緊張的生存壓力，不過，這也正反映出一萬年人類文明起源生活與文化方式。

趙家徐姚遺址的發現，填補了山東地區史前人類遺存發現的空白，為認識中國北方尤其是山東地區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這一重大的歷史變革提供了關鍵證據。此外，遺址保存相對完整，性質明確，對認識當時的社會組織形態和人類生業模式有重要意義。

來源：記者 郭春雨